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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幺我们需要阅读一本20年前出版的书──《第三种猩猩》

所属栏目:I一生活 发布时间:2020-06-15

为什幺我们需要阅读一本20年前出版的书──《第三种猩猩》

一九八五年,时年四十八岁的生理学家及鸟类学家贾德.戴蒙接到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电话,得知他已被选为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受奖人。依照戴蒙日后的说法,当他得知这天大的好消息后,却意外地陷入生平首次的沮丧中。原来,儘管在生理学、演化生物学以及生物地理学等领域中,戴蒙自认已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麦克阿瑟基金会之所以选上他,似乎是意味着,他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写作不能仅为了自己在专业社群中的地位,戴蒙自忖,做为一个被麦克阿瑟基金会视为「天才」的科学家,他应该可以为社会大众、为日常生活中无法也没时间阅读专业期刊的芸芸众生来写作。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年间,戴蒙全力投入了科普写作,其成果便是各位手上的这本书。

出版于一九九一年,《第三种猩猩》象徵一位科普作家、知识分子及一位充满争议之公众人物的诞生。事实上,熟悉戴蒙之科普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大崩坏》等着作中呈现的核心论证,早在《第三种猩猩》中已可见端倪。从后见之明来看,与其说《第三种猩猩》是戴蒙专业生涯的小结,倒不如说是一个宣言,即所谓的专业并不代表专业者得画地自限,在自己的舒适圈或同温层中呼风唤雨,而怯于回答一些大尺度、涉及地球未来及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难怪,即便当戴蒙已着作等身、且其着作已让他坐拥普立兹奖、英国皇家学会最佳科学图书奖等科普界最高的荣誉,他还是认为,《第三种猩猩》为其生涯最满意的作品。

或许《第三种猩猩》为戴蒙专业生涯的转捩点,不过,对于台湾的读者来说,我们还是得追问,为什幺我们需要阅读一本出版在二十年前的书?特别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多少耳闻,在人类学者、地理学者及社会学者眼中,戴蒙堪以恶名昭彰来形容。我清楚记得,约莫十年前,当我还在哈佛科学史系攻读博士的时候,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着名的环境史家从牙缝中硬生生地挤出「戴蒙,那个地理决定论者」──彷彿这几个字是会玷汙此严肃、投入之学术交流场合的髒东西。在一篇发表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此批判地理学之重要期刊的评论中,作者科瑞亚(David Correia)甚至以「X你的,贾德.戴蒙!」(F**k Jared Diamond)为标题,痛斥戴蒙在客观、中立与不偏不倚之科学外貌下,尝试偷渡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美国中产阶级菁英之世界观等危险的意识形态。考虑到戴蒙的争议性,我认为,阅读《第三种猩猩》之所以重要,理由并不在于该书的论证是穿越古今、放诸四海皆準的。相反的,我认为《第三种猩猩》及其论证为特殊时空下的产物。与其把《第三种猩猩》当成一本自然科学的普及读物来读,倒不如把它当成是一本导览手册。透过该书,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独特的时空氛围,乃至于在这个氛围中求生的科学家及一般大众,是如何体会及定位自己跟环境、跟他人间的关係。

说《第三种猩猩》不是单纯的科普着作也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思考「科普」这档事。关于科普,一个习以为常的见解是,将艰涩难懂的科学知识以浅显的话说出来,让一般大众可以轻易地了解;经此增能(empowered)之后,大众才有功力可以抵御在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伪科学。儘管这样的定义确实凸显科普是什幺及为何重要,但我们也因此失于检视科普作家是如何组织与呈显科学事实,彷彿科普作者与科学家间的差异只是术语的有无及用语的深浅度不同而已。我认为《第三种猩猩》的价值之一便在于提醒我们科普并不如想像中的那幺简单。

让我们来看看《第三种猩猩》的书写架构。面对人为何可为万物之灵此人类史上的老问题,戴蒙如何从「人类与黑猩猩在 DNA 上的差异不足百分之二」此科学发现切入,逐步带入这些许差异为何可让人得以为人。为什幺人类偏好在隐蔽处性交?人类的女性为何会有更年期?人类是如何发展出完整语言的?为何大屠杀会发生?宇宙中是否有其他像人类一样的生物存在?人类该不该试着与这些外星智能沟通?无线电跟啄木鸟的关係为何?

在处理这些高度争议的议题时,戴蒙的语气是和缓的,文气是不疾不徐的,主要援引的解释架构则来自他对人类生理学、动物行为学、演化生物学及生物地理学的理解。(当然,就某些人文社会研究者而言,这样和缓、不疾不徐及唯自然科学是问的风格是戴蒙为何如此危险的主因。)按照戴蒙的说法,这样的写作风格与其成长环境及教育背景息息相关。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波士顿的东欧犹太人的移民家庭,戴蒙的父亲是名小儿科医生,而母亲为语言学家及钢琴家。戴蒙于麻州颇负盛名的罗斯贝瑞拉丁中学(Roxbury Latin school)接受完整的古典教育,毕业后也顺利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并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

考虑到戴蒙的成长环境,我必须说,《第三种猩猩》的写作风格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的科学作品──特别是一本出版于一八四四年、在英国社会中引起阵阵骚动、但让学院中人恨得牙痒痒的奇书:由记者钱伯斯(Robert Chambers,一八○二~一八七一)匿名出版的《创造之自然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从书名可见,钱伯斯试着以自然史来解释「创造」这似乎只有神学家才有资格谈论的主题,更有甚者,为了要解释创造是如何发生,乃至于创造与目前地球上分布之「万物」(creatures)间的关联,钱伯斯大胆地将当时被视为异端学说的变异(transmutation)纳为解释架构,认为变异──而非当时自然神学家强调的不变与永恆──才可解释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诞生以及人类的演化等包山包海的现象。值得注意的,如以剑桥大学科学史家西科德(James Secord)的说法,这本以物质论和突变说为基调的作品在沙龙、研讨会、酒吧以及派对等场所引发位于社会不同阶层之读者的热烈讨论,而此轰动(sensation)在很大程度上让达尔文的《物种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成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依据其对十九世纪英国之科普着作的研究成果,西科德大胆地主张,科学不只是事实的发掘、罗列及堆积而已,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乃至于什幺样的科学可以为人接受,与社会中习以为常的沟通方式及行动息息相关。

如果说科学实为一类沟通,那幺,我们有必要思考,到底戴蒙想要沟通的对象是谁呢?从这个角度看,《第三种猩猩》可以说是一则珍贵的史料,让我们可以一窥戴蒙所置身的美国社会。从历史分期的观点,戴蒙写作《第三种猩猩》的年代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不堪一九七○年代的能源危机,盛行于战后美国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乃至于以国家意志来推动经济发展及区域规画的福利国家模式终于由胜转衰。有鉴于此,自一九八一年起担任美国总统的雷根开始,推动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将国家的手自市场中抽出,期待市场隐形的手可以自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动用军警的强制力,国家也帮助清除像工会、环境运动等资本之空间扩张的绊脚石。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如戴蒙所说的,《第三种猩猩》为其面对社会的首部作品,那幺,「戴蒙试着与大众沟通的科学及新自由主义间的关联」便是值得每位读者深思的问题。

最后,我想要邀请读者一同来思考,到底什幺是环境、什幺又是地理?如前所述,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戴蒙最让人诟病之处便是其地理或环境决定论。也就是说,如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般,在解释不同社会在发展上的差异时,戴蒙过于方便且不加反思地援引社会所座落的环境条件及地理区位。值得注意的,面对如此的质疑,戴蒙则回击,批评者是文化与社会决定论者,在试着揭露不同社会的运作逻辑及象徵体系时,对于环境及地理区位如此显而易见的限制因素视而不见。不过,要提醒各位读者,证诸晚近自然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已经试着超越这样针锋相对(也相当没有建设性)的叫阵。不仅自然科学家已发展出更细緻的理论及工具来测量人类活动之于地球系统的影响,人文社会学者也试着把众多非人物种纳入考量,发展如「跨物种族群誌」或「不仅是人的人文地理学」等文类及分析取向。到底这些尝试在什幺程度上拉近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鸿沟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若法国哲学家拉图(Bruno Latour)所说的「我们从未现代过」(即如果现代性意味着社会脱离自然的束缚而卓然独立,那幺,证诸晚近环绕在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迁的争议,我们现代人其实从未现代过)有几分道理的话,那幺,除了为对方贴上环境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标籤外,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择。

不论你喜不喜欢戴蒙,这位地理学家、环境史家、科普作家及知识分子都不是个可以略过不提的人物。不过,如我一再强调的,在当代的世界中,戴蒙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的科普写作包含了不起的理论洞见或科学发现,而是他的着作帮助我们看清一个貌似已经过去、却始终阴魂不散的时代。毕竟,跟一九八○年代的戴蒙一般,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一个资本的力量貌似无远弗届、国家的介入更形隐晦,而众多的伪科学及假新闻更横行无阻的时代。如果说《第三种猩猩》象徵着戴蒙对此趋势的回应,那幺,同样处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我们,若有机会面对公众而写作时,我们可以写些什幺?我们或许不用等到四十八岁、得到某个大奖后才开始想这个问题。阅读这本四十八岁的戴蒙在无后顾之忧、怀着「为一个激烈转型的社会提供些许贯穿古今、放诸四海皆準之原则」的心情而写就的作品,或许是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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